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角度看林纾、严复和鲁迅的翻译-文档资料

、归化（ domesticating ）和异化（ foreignizing ）翻译

理论的探讨

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来源于直译和意译， 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 放在一块来讨论。 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一文 中也提出， “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 完全等同于直

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 论，那么，归化但并不 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 诗学和政治层面。 也就是说， 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 式的得失问题， 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 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 东风，2002：24-25）。这就是说， 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 上的自由与不自由， 而归化和异化关注更多的则是有关文化的问 题，及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儿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 （文努迪）所 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 Schleiermacher （施 莱尔马赫） 1813 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Schleiermacher 着重探讨 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 一种 是让读者靠近作者 （异化） ，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 （归化）。

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本民族的方式， 用流畅地道的 目标语去表现外来的作品， 以源语或原文作者文化为归宿， 译者

在这类翻译中称之为，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被掩盖， 目 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

原文的陌生化已

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 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 应保留原文中的语言方式， 输入新的表达 法，并以目的语或译文作者文化为归宿。

钱钟书相应的称这两种

情形叫“汉化”与“欧化”。 与直译和意译相比， 归化和异化似 乎可以更准确的描述翻译实践。 例如我们无法解释将“苹果”翻 译成“ apple ”是直译还是意译，但可以将其归为归化翻译。再

如“ competitive products ”一词，可译为“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但如果译为“拳头产品”

就更为传神， 并且更容易被中国

读者所接纳，称为归化。

西方在讨论归化和异化时， 经常将他们对立起来， 其实这两 各有其优点和不足， 在具体的翻

种翻译策略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译实践中， 不能只遵循一种原则或一种策略， 应考虑到各种制约 因素，如原作文本类型、译者的语言水平、译作读者水平、译语 文化的强弱等，并结合翻译功能和目的，灵活运用归化和异化， 以辩证统一的眼光对待他们，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二、林纾与严复归化翻译的风格

近代中国社会， 中西文化交流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鸦片战 不少仁人志士 希望通过争后，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引介西方作品打开久锁的国门，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 林纾和严复就是两位翻译界最著名的代表。

林纾，生于 1852 年，福建闽候人，字琴南，号畏庐，又号 冷红生，晚年又自号践卓翁等，可见他对自身成就的肯定，其主 要译作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 英雄略》，《吟边燕语》，《块肉余生述》等。林纾不懂外语， 其翻译工作都是通过别人的口译， 与之合作完成的。 也正是因为 这样，林纾的翻译更注重的是内容的传播和译本文字的通畅生 动，更不可能表现出异化的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林纾的 翻译实际上是二次创作， 有些改变性质。 因此他的翻译社会受众 面更大，传播更广， 影响更深刻。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

中说：

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林纾生活在清朝、 列强瓜分中国这样一个内忧外患 的时代，他认为只有发展翻译事业，才能开民智，才能抵抗西方 列强的侵略：“吾谓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 说；演说又不易举，终有译书。”为了能使其翻译作品起到救国 作用，林纾不自觉的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式。 他的译本中存在所 谓的“漏译、误译、删改”，对于这一点，译界最初是贬斥之声 多于褒奖之言， 1924 年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提到林纾的翻 译时，曾有委婉的批评：“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定不见得好， 便是任意删节原文。”林语堂的批评则更为严厉，他的观点是，

林译的‘讹'决不能完全怪助手， 而‘讹'里最具特色的成分 正出于林纾本人的明知故犯。” 20 世纪末，这种观点出现转向， 那时的学术界更注重从多元文化及翻译策略方面研究和评价林

译小说。事实上，细细比较原著与林纾的译本，我们便发现，他 并不是被动的笔译者， 而是积极的参与了理解原文的活动。 在那 样一个社会背景下， 林纾赋予了原文新的生命意义， 使用本民族 的方式， 用通畅地道的古文表现西方文学作品， 正是归化翻译的 典型体现。例如在翻译《黑奴吁天录》这部政治主题和宗教主题

都非常明显的小说时， 林纾针对当时的国情， 弱化了宗教和政治 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 强化了译本对中国读者爱国之 心的呼唤， 同时也警示了中国民族所面临的危机。 例如在第十 章哲而治提到自己只想获得一个作为普通人的权利时说：

I ' ll fight for my liberty to the last breath I breathe.

I

t

You say your fathers did it ； if it was right for them.

“辛五 is right for me ”，林纾对这句话的翻译是“盖吾之自由，必

与持压力者抵死争之，必胜而后已。且美国之自由，美国同英伦 力争而得。今吾之自由，必当力与美人争之”。此译文使读者不 免联想到华人当时遭受美国欺压的国情， 抵抗之情悠然而生， 可 见林纾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 在当时更是一位替天行道的政治宣 传员。

严复，福建侯官人，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

育家， 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镇里的“先进的中国人”之 ，其主要译作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

已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严复是我国翻译 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与林纾都生活在 1840 年鸦片战

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 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 不断加深。与林相比，他的翻译著作量不大，但他精通英文，严 于选材，慎重翻译。严复认为，翻译必须依据译入国的社会和历 史实际谨慎选择。 因此他重点介绍西方思想典籍， 注重学术思想 的传播。如果说林纾的翻译更多的是针对社会民众的西方文化的 普及，那么严复的翻译针对更多的是知识界的思想启蒙， 及时满 足了当时人们向西方寻求真理、 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要求。 他的 翻译也有较强的目的性，例如他译《天演论》的主观意图在于说 明中国如能顺应“天演”规律而实行变法维新，就会由弱变强， 否则将要沦于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在翻译时，他在措辞、句式选 择、行文架构以及翻译风格上采取审慎的策略， 使译文更加接近 中国民众道德的、文化的、文学的期待视野，便于读者的吸收和

消化，赢得读者的认同， 这种文化的改写和重置正是归化翻译的 生动体现。

林纾和严复虽然对翻译的选材有所不同，但

其目的都是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将外国文学引入中国，企图为 当时的中国寻求出路， 他们使用的都是古文， 上也与中国文化想融合， 易于为中国民众接受，

形式和内容的表达 因此他们的翻译

都被称为“归化翻译”的代表。

三、鲁迅异化翻译的异化风格

鲁迅不仅是作家、 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 而且也是伟大的 翻译家。 提到鲁迅的翻译， 人们往往想到他“硬译”的翻译理论 和实践。 1929 年底 1930 年初，鲁迅和梁实秋展开了关于翻译策 略的论争，并不断有其他文学家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提 倡归化翻译的学者一般强调译文的流畅性，对译文读者的亲切感 和对本国文化的融合性。但需留意的是，归化翻译的同时，也抹 杀了原文的民族特点，一些具有域外特色的表达方式， 如果用译 入语读者所熟知的方式表达出来，读者就永远不会了解域外文 化，这对读者似乎有不忠之嫌。

异化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异化方式的性质决

定了在处理原文中带有明显文化特征的因素时， 尽量保持原文的 语言特色，其翻译的结果必然是带来一些不同于母语的新的表达 形式以及所附载的文化内涵。 事实上，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语言 很少是“自给自足”、与外部因素相隔绝的，相反，语言是一个 开放的体系，具有强大的包容和吸收的能力。随着各国、各民族 之间交流的日益加深，当今各种语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丰富,

而异化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就汉语和英语 这两种语言而言，一大批原本并不存在于汉语和英语的语言系统 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通过译者异化的翻译方式， 使这些带有异 国文化风情的词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大众文化中得以广泛 传播和运用。因此，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较好的异化翻

译从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 它们一旦被社会接 受，及约定俗成，即加入到传统语言文化中成为新的成员，其结 果必然丰富表达方式，促进语言的接近和交流， 增强语言的生命 力。那么什么是异化的翻译呢?

正如鲁迅所说： “它必须有异国情调， 其实世界上也不

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 算不得是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 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且介亭杂文二集》）可见， 鲁迅的“硬译”，决不是“削鼻剜眼”、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 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 努力输入新的表现 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词汇。 “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 于直译的真正内涵。

鲁迅提出“宁信而不顺”， 关键在于其认定翻译的功能“不 但在输入新的内容， 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关于翻译的通信》 ，

鲁迅全集》 4卷 382 页）。在鲁迅那里，翻译不仅仅是为了有 趣的故事、进步的思想，还有新颖的文学样式与技巧。其次，这 一选择还包含着对于域外文学的体贴与敬重。 鲁迅痛感“中国文 本来的缺点”，想通过译文引进外国的表达方式来改进和丰富 它。既然中国文不够精密，有些语气表达不出来，所以有必要引

进欧化的句法，传达新思想，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 进中文增强其表达力的手段之一。 再次，鲁迅认为这种异域文化 的直接输入是一种实验行为， 他认为现在的任务正是要通过翻译 的“拿来主义”不断从外文中吸取营养， 千方百计的让汉语更加 丰富起来。而由此带来欧化的文化句法词法，有些可能被接受， 慢慢就成了汉语的新传统； 另一些是在无从接受， 那就听其被淘

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 带来新的生机。

硬译”乃是促

汰。事先不能保证引进的东西全是好的，只好先引进来再说, 切让历史来决定。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确比上世纪丰富得多, 都是像鲁迅这样的先驱者不断引进的结果。

四、小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归化和异化并不 是相互对立的，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译者通过主体作用赋予译文 不同的侧重点，这些侧重点拓展了客体文化的疆域， 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对促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