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综述

摘要：政治社会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美国对公民教育问题的研究，自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国内外政治学界的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政治社会化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对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概况进行综述，并对当前中国推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中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 综述

一、政治社会化的概念综述

什么是政治社会化？学术界对此众说纷纭，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有如下几种。K.P.兰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信仰和观念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去的过程，是政治社会代代相传政治文化的方式。” [1]阿尔蒙德也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2]理查德·道森和肯尼斯·普鲁伊特说：“政治社会化是公民学习获得的、对政治世界形成一定认识的过程，是将其政治标准和信仰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方式。”[3]陈秉公认为：“公民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实现的过程，是指一定的政治统治体系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政治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的过程。”[4]格林斯坦认为：“政治社会化包括生活史上每一阶段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意的和无计划的政治上社会态度的学习。这种政治学习不仅包括明显的政治学习，也包括影响政治行为意义上的非政治学习，如政治上社会态度的学习，及政治人格特征的学习等。”[5]詹姆斯·施瓦兹则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培养政治人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获得为扮演政治角色所必需的价值、规范、知识和技术。以上价值包括爱国心、信仰现存的合法性、民主的意识形态、信仰人员的合法权威、容忍少数人的看法、参

与等。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创造‘政治人’；那就是在心理上涉及政治决策的发展。”[6]理查德·布朗加特和玛格丽特·布朗加特则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一个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7]

国内的政治学家对此也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如黄甫生、刘凤健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有意识地塑造其成员政治意识、培养其成员政治人格的过程。”[8]施雪华对此也作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人们通过学习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获得政治属性，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9]张关宏、胡雨春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模式的学习、传播、继承的过程。”[10]

从以上的见解可以看出，研究者视角和出发点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对政治社会化解读的差异，而且差异还比较明显。大体而言，学界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理解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类型：

第一，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政治文化的传播、维持与创新的过程。

第二，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内化政治文化以适应政治角色的过程。

第三，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利用政治文化塑造政治人的过程。

第四，政治社会化是培养政治人格的过程。

第五，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代际传递方式。

二、现代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社会化研究综述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社会化研究综述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是在20世纪初期开始的，其发源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美国。政治社会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美国对公民教育问题的研究，其中移民同化和爱国主义是最主要的话题，这方面的成果大量出现在当时与教育相关的文献中。美国学者格林斯坦从思想史的角度归纳了贯穿在早期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中的主要思想线路。[11]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十个方面：生命周期中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学习过程；政治社会化对不同人的影响；特殊人物尤其是精英人物的政治社会化；跨代的政治社会化；跨文化的政治社会化比较；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亚群体和亚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社会化因素和政治社会化机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制度的关系等。其关注的焦点有政治社会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政治社会化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个体政治观念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童年期和青春期政治信仰和政治行为模式的恒久性、重大事件对个体政治观念的影响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注重不同政治体系下政治社会化的比较研究。[12]在政治社会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学者及其代表作主要有赫伯特·海曼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之心理研究》、戴维·伊斯特和杰克·旦尼斯的《政治系统中的儿童》、杰克·旦尼斯独著的《儿童的世界》、格林斯坦的《儿童与政治》、肯尼斯·普热维特的《政治社会化》等，在政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社会化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相继召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作为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主要团体，国际政治学会政治教育研究委员会也组织了许多学术研讨活动，其参与者多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学者、教育学者和心理学家。其近年来的研讨的主题有“欧洲政治社会化”、“政治

社会化机构之功能的潜在倾向和无意倾向”、“民族认同感和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教育”、“面向21世纪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反思”、“制度转换中的政治意识和公民教育”等，这些话题凝聚了学术界的注意力，促进了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在这个背景下，西方政治学界近年来推出了一批比较有分量的政治社会化研究著作，如可劳森主编的《东西欧青年的政治社会化》（1990年）、艾奇洛夫主编的《政治社会化、公民教育和民主》（1990年）、休斯的《俄罗斯青年的政治社会化》（1992年）、法纳恩等主编的《民族主义、种族特点和认同：多国比较分析》（1994年）等[13]，还有为数众多的论文、报告，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在此期间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二）现代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社会化研究评析

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表现出了三个共同的特点：

首先，其理论的展开主要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调查及对丰富的数据资料进行精密的数理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或者是采用试验的方法，即建立与现实类似的可以控制的模拟环境，考察试验对象在模拟环境中的反应，这完全不同于前人所做的纯粹定性的推理。

其次，现代西方学者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的。

再次，在研究重点上，西方政治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了儿童时期。同时，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把社会化对象视为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来自对象的反馈作用。

三、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综述

（一）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而且还是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化的行动指南。当代中国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有两个直接的来源：第一，它可以溯源至19世纪中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以及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从马克思、列宁到、、江，在思想内核上一脉相承。第二，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现实基础是20世纪80年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体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变化，给个体的社会适应造成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政治社会化研究成为了社会发展及个体自身的迫切需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开始兴起，并且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的成果。其代表性人物有、高洪涛、王慧岩、李元书、马振清等。

在其《比较政治分析》一书第六章“政治文化”部分，就政治社会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是国内政治学界就政治社会化问题较早正面探讨的尝试之一。他从政治文化传承的角度切入，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这种传播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个体学习获得政治态度、政治观念、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从而形成政治自我与政治行为模式；另一个是共同体政治文化的纵向传播，即社会政治文化遗产代际传递。其具体进程和水平与“政治体系的稳定与不稳定、活跃与不活跃、有效与无效、得到支持与受到反对有密切的关联”。[14]接着，高洪涛在他的《政治文化论》中就政治社会化作了新的解读。他视政治社会化为一个社会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15]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政治社会化分解为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个人学习和建立政治取向的行为模式以及政治人格的过程和方式，建立个人在一定政治系统内扮演政治角色所必需的政治价值、态度、信仰、知识和情感的过程；

政治体系把自己认可的政治取向模式和行为规范传授给所有社会成员的过程；政治取向模式和行为规范的代际传播过程，也是政治文化的持续相传的方式和过程。在政治学界对政治社会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当推王慧岩的《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该书对政治社会化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王慧岩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教育培训过程，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社会成员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公民个体自主的有意识的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确立个人的政治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此外，它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的横向和纵向传播。王慧岩认为政治社会化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漫长过程，同时它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内容和形式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政治社会化不仅会影响到个人的政治角色扮演，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政治体系本身。[16]20世纪90年代末期，李元书发表的系列论文对政治社会化举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论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过程》和《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等，在吸收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借鉴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如他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基本过程和对立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构成的动态的有机体系”，[17]揭示了影响和制约政治社会化形成和发展的诸矛盾，如主动性和制约性、适应性和冲突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延续性和发展性等矛盾，对于理解政治社会化过程有一定的帮助。还应该指出的是，马振清的博士论文《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在公民政治社会化研究方面比较有分量的成果，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0章22万字，涉及的内容有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理论，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当前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时代背景、政治认同、政治参与、个体素质及当前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对策建议等，文章吸收了国内外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资料丰富，视野开阔，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二）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评析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主要是由政界、政治学界的推动。虽然在方法和资料方面借鉴西方学者既有成果的数量不少，但在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及其理论基础方面，与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化研究大不相同。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来源虽有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的学术传统，但主流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宣传、政治教育的理论。在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性质、方法的探讨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吸收西方成果的基础上也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但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与西方学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原理方面投入较多，在实证研究方面做的工作较少。

四、对中国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思考

（一）中国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现代社会，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越来越从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护转向依赖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以获得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教化、疏导、论证、说服和协调整合功能，只要社会民众相信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唤起对它的“合法性”信仰，从而认同和支持统治者所维护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18]虽然在执政过程中，人们对执政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的实际成效上，但是人们对的信心、对执政党的信任则是决定性的，而这种信心和信任形成的重要基础就是执政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和认同。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崩溃，社会也就缺失了社会整合的主心骨，也就失去了社会整合的社会心理基础。[19]

马克思主义曾经开启了中国民众智慧，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理论武器，并一跃而上升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了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与合

法性地位，获得了社会民众合理性认同，成为中国党统一思想意识，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然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冲击，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处于缺失状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化条件下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影响。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交融、碰撞与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传播媒介优势，向全球渗透和扩张，并力图改造、同化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其通过电影、电视、广播、书籍、游戏、宗教、迷信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公开或隐蔽地兜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理念、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些文化输出产业披着华丽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一些西方国家从民主和民族这两把双刃剑入手，运用他们的惯用伎俩，高喊“民主与”的口号，手持“民族与宗教”的魔杖，妄图在中国制造极端民主自由化运动和形成民族的态势，以便最终肢解中国。如果我们无力应对这些挑战，就会使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丧失殆尽，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崩塌。

改革开放发挥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转型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必须引进市场经济机制，而市场经济机制的核心是贯彻资本原则，资本最主要原则又是竞争和增值，以此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当今社会中需求的强制、生产的强制、技术的拜物教、虚假的消费、精神的缺失、道德沦丧等，都是资本这两大原则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重视改革开放中发挥资本的作用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转型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人们的思想空前、观念空前更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逐步形成与构建，积极、健康、进步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在拓展；另一方面，社会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并存、多种社会思潮涌动、多种文化观念相互碰撞激荡的态势。这是由我

国现阶段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标准受到了严峻挑战，一些历史上积淀下来且又富于民族和时代特色的价值观又受到了质疑，致使一些人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徘徊动摇、无所适从。

各种落后的价值观念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性，来自旧社会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也不可能消失殆尽，封建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意识还在作祟害人。随着对外开放的拓展，国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观念也乘机而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提倡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人们的思想空前，学术研究也空前活跃，但也出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否定的思潮。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但只能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而这些思潮以偏概全，大肆攻击、诋毁、否定马克思主义。

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纵观苏联剧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政治信仰危机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即苏联人政治信仰的丧失造成政治变革或变迁，普通群众和一般干部的政治信仰危机是苏联剧变的社会基础和必要前提。虽然多数学者认为苏联剧变是社会上层直接导演的悲剧，但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毕竟是人民群众。如果没有普通大众政治信仰上的变化，苏联剧变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在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下，发生上层破坏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事件，群众是不可能漠然不顾的，单纯上层的行动无异于螳臂当车。因此，苏联上层放弃的事件之所以成功，其必要条件就是群众的政治信仰发生了变化，从而对导致国家制度发生变化的事件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态度。换句话说，是群众政治信仰的变化所导致的“不作为”成就了上层的“作为”。[20]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各种文化、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面临着部分群众和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缺失，而又有人推波助澜，借势提出指导思想的“多元共存”之时，我们该当如何坚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义的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列宁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1]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宝贵经验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22]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党的十七大做出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中国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措施和保障

1、的保障机制构建。中国推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容易忽视的责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实现是全社会的责任,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本质决定了和地方各级党组织与的责任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然而，在所有的研究文献中，的责任却很少提及。事实上，在实践中的作用，无论是机制的构建、载体的建设还是环境的优化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提高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化的实现程度，提高其水平和效果，是离不开的主导和参与的。因此要积极推动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的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考核与评价机制，对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成果给予扶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

2、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构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加强理论人才培养，

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关键。要把思想理论工作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高度重视，常抓不懈。要加大理论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健全培养、选拔、考核、激励机制，努力造就一批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功底深厚、勇于创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批学术功底扎实、有创造活力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一批善于运用通俗语言，善于运用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为广大干部群众解疑释惑的理论宣传名家；一批思想理论水平高、精通外语、熟悉对外工作方针和国际规则、善于直接做国外智库工作、维护我国权益的外向型人才。[23]

3、传播渠道的构建。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因而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信息的传播渠道按范围来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通过不同渠道进行的社会化，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目前，理论宣传工作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解决好几种传播形式的协调问题。要充分认识不同传播方式的特点和规律，把各种传播渠道结合起来，使其互为补充，以增强其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效果。当然，在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渠道的同时，也要有主有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已普及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人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新时代。大众传播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通过对社会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的传播，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并且在现代社会，各国上层机构和各种政党也主要通过它来引导公众的思想情绪，使之成为形成的有力工具。因此，大众传播应当成为当前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主要的选择。

[1] ：《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1页

[2]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曹霈霖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7，第91页

[3] R. Dawson and K. Prewitt：Political Socializati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69，p.6

[4]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3页

[5] Greenste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David L. Sil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 Sciences, N. Y.：Macmilian，1968，14：551

[6] Audrey James Schwartz. The School and Socialization，N. Y.：Har-per，1975，pp.

16-17

[7] 理查德·布朗加特等著，莫东江译：《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与教育》（上），《青年研究》1998.1，第45页

[8] 皇甫生；刘凤健：《政治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第301页

[9] 施雪华：《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第806页

[10] 张关宏；胡雨春：《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237——238页

[11] 罗纳德·奇尔科特著，高恬、潘世强译：《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250页

[12]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著，储复耘译：《政治学精选手册》（下卷），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第25-26页

[13] 宋迎法著：《西方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第30-31页

[14] 著：《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1-182页

[15] 高洪涛著：《政治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第46页

[16] 王慧岩著：《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49页

[17] 李元书、杨海龙著：《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北方论丛》1998年第4期

[18] 袁三标；吴琦.略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思维视角转换［J］.求实，2008.8

[19] 吴文勤.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认同重构［J］.求实，2008.3

[20] 孟迎辉.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J］，2008.4

[21]《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第103-104页

[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在中国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3].在纪念《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08/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