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诗之形象与情意表达

丹纳在其著作《艺术哲学》中曾指出：“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教育、谈话、思考、科学，不断发生作用，使原始的映像变形、分解、消失；代替映像的是赤裸裸的观念，分门别类的字儿，等于一种代数。”丹纳原本是借此来论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绘画的，而将这段话用在今人认识古典诗歌上亦是相当合适的。今人在理解古典诗歌时，要从中很好地捕捉到形象，理解其情意，并且这一切又要是自然而然地产生，那么“形象”必须不受“观念”或者说是“概念”的抑制和损害。而谈到晋宋年间的诗人陶渊明，其诗中所描绘的形象以及诗歌所表达出来的情意则更是有其独一无二的特色。

陶潜现存诗作121首，“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众所周知，渊明归隐后一直亲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在这一时期他远离了官场，身归自然，其诗作中描绘了自然景色以及农家的和乐景象。“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这里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诗人在从事农业活动时所见到的画面：南风吹拂着幼苗，风行于上，苗动于中。极富生活气息与动态美。“翼”字历来为人称道，钟伯敬曰：“翼字看得细极静极”，而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翼字浑朴生动”，由此可见，生活中的渊明是有一双“慧眼”的，凭借着其独有的洞察力去捕捉田间微不足道的一幕，再加上恰到好处地

用上了一个“翼”字，巧妙地将风与苗连接在了一起，用的字并不生僻或是高深，却使得画面虎虎有生气，读来显得毫不呆板胶着。

然而，从语言层面描绘所历所见之事物显然不是陶诗历来为人称道的唯一原因，其诗作中情、景、理的完美交融方才是关键。拿上一首《时运》中所引用的诗句来说，其生动浑朴的形象背后，读者又怎会感受不到诗人那一刻心境的恬淡与喜悦呢？而从自然山水中体悟情理，这一类诗歌的创作手法与玄学以及玄言诗不无关系。从“情”、“理”层面上来看，“玄言诗追求自然、超越累俗的主张，事实上，也就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最重要的主题”。如陶诗中“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正好对应了玄学的自然无为、超越生命和言不尽意三大命题。至于说到“景”这一层面，那么与东晋时期兴起的山水画亦有着一定关联，渡江后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来到了江南胜地，领略了此处的秀美山川，加之“玄学触动了人们对于哲理的兴趣，开发了人的抽象思辨能力，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又使这种思辨和哲理落实到具体的可以触摸的事物上，思辨和哲理因此便不再空洞，而山川草木也因此变得生动而有情意”。顾恺之等画家从自然中捕捉形象进行创作，这一角度同渊明将诗歌创作笔触伸向自然景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除却“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句外，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倾耳无希

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各种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物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

除却上述陶诗的日常生活化、情景理交融两大特点及与之相关的作品分析外，陶诗中形象与情意表达与《诗经》的传统自然也是分不开的。“《诗经》是重在言志的”，陶诗中无论是山水诗、田园诗，抑或是行役诗等等，均免不了借助于对形象的描摹或是直接表情达意来抒发作者内心的那一份“志”。从“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答庞参军》并序）中，隐约可以感受到王勃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里面的那份朋友间互为珍重的情谊。又比如“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弹”（《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此诗不妨可以看作是渊明于初春同众人一道踏青时所感，过去的人事了无踪影，全然“不可追”了，那么就请珍惜眼前这一曲“清歌”，一杯“绿酒”，及时行乐而不让遗憾留下。

除了在“言志”传统上的继承外，陶诗基本上也还是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方法，其中又以“兴”的方法更为突出。关于赋比兴，叶嘉莹先生认为“兴”是由物及心的，“比”是由心及物的，“赋”则是及物及心的。亦即是说，“赋”是“直陈其事”，直接把事情说出来，“比”即“以此例彼”，诗人心中产生一种观念，

借助于外在事物作为载体表达出来，像《诗经》中的《硕鼠》就是一个例子。而“兴”就是见物起兴，就是一种感发，诗人于不经意间看到一个东西忽而内心有所感，引起一份感动，《关雎》是其典型代表。而渊明诗中用到“兴”的地方时又是很多的，如“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高鸟”，“游鱼”本是自然界极为普通之事物，而此刻正处于行役途中的陶潜因心生归隐之情，便将自己的出仕同高鸟、游鱼的自由自进行了对比，从而心生惭愧，而这种独到的感受或者说情意的表达正是通过鸟、鱼之形象来传达的。

“兴”这一方法的运用也是促成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的原因之一。前文所述陶诗一大特点是“将日常生活诗化”，无论是田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还是农家“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诗人都能够于不经意间将所见所闻之物事款款带出，诗人心境的和穆悠远，农村生活气息的淳朴亦是饱含其中。陶潜不仅自己能于平凡的世界中发现美的形象，产生内心的感动，还能凭借着质朴清癯的语言把这一份美连同兴发感动的力量传达给读者，令读者心向往之，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及，陶诗中广泛用到叠字，这一点上很明显也继承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像“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停云》）、“迈迈时运，穆穆良朝”（《时运》）、“采采荣木，结根于兹”（《荣木》），叠字的运用，既起到了概括性的作用，又使得诗歌读来有着韵律美，

同时也使得诗歌本身更显古朴。

元遗山在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中，曾有一首诗是形容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此时前两句抓住了其诗的风格，后两句将其人格掌握住了。前文一直在谈陶之作品，而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其作品，那么照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来看，就不得不了解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人格。渊明生活在东晋到刘宋之间，这是一个战乱的，没有法度、道德、安全的时代，知识分子身处在这样的环境，要么出仕要么归隐，而动荡的社会必然带来传统道德伦理的垮塌，官场黑暗，同流合污现象自不必待言。尽管如此，对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渊明来说，他仍怀揣着“猛志逸四海”（《饮酒》其十六）的出仕志向，只不过当他出仕为官后，“意识到世途的欺诈艰险，匡时救世的远志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会遭受没顶之灾”，再加上其“质性自然的本性也与虚伪的世俗多忤”，于是他便急流勇退了。古代士大夫有着所谓“忠君爱国”的信仰，而事实上，“忠君爱国”所赋予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君主意志的盲目服从，士人的内心是有着一定的道德坚守的，与其说他们遵从君主的意志，不如说他们时刻遵从自己内心的指引。那么士人有时所做的选择（譬如辞官归隐）就不可被片面化理解了。再来看渊明，尽管其选择了一条同传统儒家“出仕”所截然不同的道路，但在后世依然成其不朽。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他那一片晶莹的人格。同一般“避世之士”，“避人志士”所不同，渊明更

“接地气”。一方面，他仍对现世怀抱有极大的热情，“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和戴主簿》），顺应自然迁化之理，无论路上是坎坷抑或平坦，都不改自己的情志，将内心的“道”贯彻落实在每一件生活的小事上，而不必去追求那毫无意义的虚无缥缈羽化之术。另一方面，渊明也是有同世人交往的，“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一直同“素心人”保持来往的陶潜，无疑又是珍视友情的。尽管他晚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光景自是十分惨淡，但他却坚定地以“固穷”为代价守住了自己做人的原则。而其作品中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可以说，“他的清高耿介、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令人永不生厌的话题”。